2016年9月16日晚上，演员、歌手乔任梁在上海意外死亡，年仅28岁。次日下午，公司发表声明，去年在繁重的工作中，遇上外界种种对乔任梁不实的报道和重伤的话语后，他患上了抑郁症。抑郁症让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结束了原本怒放的生命。悲痛之余，抑郁症再次引发大家的关注。

抑郁症，是一种心境障碍疾病，其曾经带走了张国荣、三毛、贾宏声等众多知名人物的生命。但实际上，绝大多数人对抑郁症几乎一无所知。

10年前，北京曾经对抑郁症患者群体做过一项流行病学的统计，结论是每百人中，就会有6-7名抑郁症患者。并且，他们之中约有1/4的患者会选择自杀。10年后的今天，抑郁症患者的群体并没有缩小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，全球范围内抑郁症患者的发病率高达11%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周围，抑郁症患者，依然随处可见。

抑郁症常见 不同亚型临床表现也不同

抑郁症是所有精神类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球范围内，人群中罹患抑郁症的比例高达11%。但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却相当欠缺，包括一些曾经患过抑郁症的人，也未必了解抑郁症。严格说起来，俗称的抑郁症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疾病，症状相似，但病因各异。像有些抑郁症是因为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，如更年期抑郁症；有些是因为日照缺乏而导致的，如季节性抑郁障碍；有些是躯体疾病而引发等。

不仅如此，同样是罹患抑郁症，但如果是不同的抑郁症亚型（通常抑郁症被认为临床有六个亚型）不同，那么症状表现也大相径庭。

人们最常遇到的两类抑郁症，重症性抑郁障碍患者往往表现出反复的自杀意念以及自杀尝试；而持续性抑郁障碍（恶劣心境）患者则一般没有自杀意念或自杀尝试。

如果身边有亲友，或怀疑有亲友罹患抑郁症，首先要做的是说服、帮助或陪伴他去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诊断甄别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第一，避免低估患病亲友的病情。一些患者因为性格或生活方式的原因，即使身陷抑郁症中，外显行为也不大能观察出来，容易被误认为境遇性的心境低落而被忽视。第二，避免将亲友境遇性的心境低落做出错误归因。人们在遭遇到消极生活事件，如失恋、失业或其他重大挫折时，很容易出现境遇性的心境低落，这种暂时性的心境障碍无须特别的治疗就能自然康复，而如果错误地认为是“抑郁症”，则可能会强化和加重心境障碍，反而适得其反。

如果亲友被临床甄别诊断为抑郁症，那么遵医嘱配合药物治疗是必须的。抑郁症的发病既有病人特质性的个体因素，也有情境性的因素，因此，作为亲友多关注和关心患者的生活，多给他以鼓励和赞许，以及陪同他多参与户外运动，都能有助于抑郁症状的缓解。重症性抑郁症患者通常会产生对生命、生活的无意义感，世俗成功对他毫无意义。因此，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帮助患者找寻到生命的意义至关重要。

如果有条件，安排或陪同罹患抑郁症的亲友旅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旅途应当是放松的，而不应当是增加焦虑的，这就需要从旅途的趣味性和经济可承受程度来进行筹划。如果亲友的病情不太严重，那么设法增加他们的责任感也能帮助他们走出泥潭。其中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无论是陪同他们还是鼓励他们，都不必把他们当作是特殊的“病人”，当作是遭遇到困难的亲友即可。因为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认知功能并未受损，过于将其特殊化反而会加重他们的抑郁感受（被排斥感、异样感）。

当然，如果临床诊断只是一般性的心境低落，陪伴和鼓励就足矣，且忌乱贴“抑郁症”标签。要知道，能通过自身调节而改善的轻微心理障碍，过度干预事实上是适得其反的。所以，当怀疑亲友是否罹患抑郁症时，一定去有资质的医院精神科诊断，切忌带亲友到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心理咨询师那里接受辅导，哪怕那些心理咨询师顶着“专家”、“教授”的头衔。

突然抑郁或许是基因的问题

北京安定医院李晓虹副主任医师的门诊患者唐欢（化名），本来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北京姑娘。她的父母拥有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，且父母对唐欢也是疼爱有加，这曾让不少人羡慕。可这样一位家庭和睦、生活富足的女孩，毫无因由地开始成绩下降、失眠、终日闷闷不乐，回到家在房间一躺，不读书不学习，甚至连平时上网聊天的爱好也没了。每天愁眉不展的样子让家人非常着急，有时看到她消沉颓废的样子妈妈忍不住唠叨几句，说多了她会回几句嘴，就再没有话了。

接诊时，李晓虹听孩子爸爸描述着孩子以前乐观、明朗的状态，看到的却是一个表情悲伤、语速缓慢的忧郁姑娘。经过详细的了解之后，李晓虹告诉孩子爸爸，女孩病了，是抑郁症。女孩的那些失眠、闷闷不乐，动力低下，乐趣丧失的表现，是抑郁症患者的典型症状特征。

“我们真的找不到她抑郁的理由。”虽然在求诊之前，孩子爸爸已经做好了女儿生病的思想准备，但当医生给出这样的结论时，他还是非常不解。

但这种不解，对李晓虹而言，却早已经习惯。因为，“不是所有的人，患上抑郁症都需要抑郁的理由，抑郁症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，是基因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”

2003年，世界科学权威杂志《Science》报道了人体内的5-HTT（一种负责转运5-HT的蛋白质，5-HT是参与情绪调节的重要的化学物质）基因有三种类型，这些不同类型的基因与应激事件关联可能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，如果个体的基因型为短/短等位基因（s/s），遭遇较多应激事件时较容易患抑郁症。抗抑郁药物通过升高患者体内的5-HT水平改善情绪，消除抑郁症状，发挥治疗作用。

“也就是说，很多抑郁症患者自身携带了容易导致抑郁的敏感基因。这类患者如果再遭遇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，如离异、丧偶、失业、失恋等，就很容易发病。”李晓虹告诉记者，一些看着生活很幸福的人，没有遭遇负性的生活事件也可能发病，这可能是生物学问题，患者体内用于提升情绪的化学物质水平降低了，通过抗抑郁药物可以恢复，唐欢就是这样的患者。不过，李晓虹同时表示，即使是携带了抑郁症的敏感基因，也未必一定会发病，这通常还需要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导火索。如果这个人没有携带这些敏感基因，即使遭遇了负性的生活事件，可能也不发病。

过度悲伤也容易导致抑郁

也有不少抑郁症患者，其发病是负性生活事件直接刺激所致。

50多岁的王阿姨是被儿子带来医院的。在就诊之前的3个多月，王阿姨的老伴李民（化名）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。自老伴去世之后，王阿姨就开始郁郁寡欢，睡眠很差且常常早早醒来，每天无精打采，原本开朗、麻利儿的老太太逐渐地没有心力带孙子了，家务活儿也做不了了。与之相伴的是老太太食欲下降，心情感受变差，整天躺在床上，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快乐的理由，天空也在她的视野里由蓝色变成了灰色。因为生无可恋，老太太几次想和老伴一起走。可送去医院检查时，医生却说临床上没有发现王阿姨患上什么重大疾病，所以也不能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阿姨的这些症状。这时，王阿姨的儿子突然醒悟过来，父亲去世前的几年，也一直是这种郁郁寡欢的状态。他也才终于意识，母亲和父亲可能都发病于精神或心理类疾病。就诊过程中，医生了解到，王阿姨和老伴在婚后一直相濡以沫，老伴突然去世之后，她一直很自责，老是认为在老伴患上抑郁症的那段时间，如果自己能够及时发现，老伴可能就不会离开。

“其实，遭遇亲人离世之后，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哀伤反应期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但如果这个哀伤期限超过2个月且没有恢复的迹象，就需要考虑其已经从生理现象发展成为病理现象，这时候就需要专业医生来治疗了。”李晓虹介绍，病理状态的哀伤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医治，患者的功能水平会逐步受到损害并达到更加严重的病态，甚至走向自杀的不归路，这既是社会的损失，也是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。最终王阿姨接受了药物治疗。3个月后，王阿姨告诉医生，终于体会到自己病了，因为现在看到的天空又变回蓝色了。不仅如此，王阿姨的体力和精力也逐渐恢复，每天愿意出去活动了，欢声笑语又重新回到了她的生活中。看见母亲逐渐康复，王阿姨的儿子却喜忧参半，喜的是母亲的病情好转，忧的是母亲会对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形成依赖。

对此，李晓虹表示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，目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其安全已经得到证实，抗抑郁药物不存在依赖性，但由于长期服用，骤然停药容易出现撤药反应，患者在停药时的确需要科学管理，比如在医生的指导下递减式停药等。

女性占抑郁症患者的三分之二

30岁~45岁最集中

“早些年一个调查显示，浙江地区，患有精神障碍的人超过了17%，其中抑郁症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。”陈致宇说。那个报告中显示，教师、警察、行政管理人员患病率较高。而在临床上，医生们发现，随着现代社会压力的增大，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抑郁症患者。“学生学习压力大，也会得抑郁症，农民成天担心庄稼，碰到天灾也会有抑郁，所以说，现在已经不是职业问题了。”

但是，发病年龄集中在30-45岁，是得到各界肯定的。“这个年龄段，既是单位里的骨干，又是家庭中的支柱，所以压力不仅是外界给的，还有自己给的。”陈致宇解释。

谢健碰到的病人，除了个别特殊原因，基本上逃不开这三种：一种是债务问题，无力偿还债务；一种是情感纠葛，爱上了不该爱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患者是男性患者的2倍；还有一种就是职场压力和人际关系的障碍。

“所以说，现代人需要学习的生存能力中，抗压能力非常重要。”谢健说。

青少年要警惕“双相抑郁”的发生

在临床以及家长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管护的过程中，可能遇上这样的情况，本来少言寡语的孩子在用药一段时间之后，如同改头换面一般，工作和生活都变得亢奋。患者由此认为自己是个健康人，抗抑郁的药物也不吃了，到哪儿都神采奕奕，精力旺盛到超乎想象。

对此，李晓虹提醒家长们注意，此时可能未必是孩子痊愈，而是患者病情走向抑郁症的另一个方向——躁狂。李晓虹曾经接诊过一名8年制的医学博士患者李扬（化名），其在大学阶段被发现患上抑郁症。患病初期李扬坚持配合治疗，病情控制得还不错，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。在毕业后的第一年，李扬坚持吃药，还找了女朋友。但慢慢地他对服药这件事儿也开始掉以轻心，认为自己没病，不再服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事们逐渐发现，李扬变得不讲道理，爱管闲事，经常和同事们发生矛盾，便逐渐开始疏远他。久而久之，李扬觉得大家都亏欠他，自己明明很出色，却被大家疏远，便心里不服气，接二连三地制造不愉快事件。因同患者的关系也屡生冲突，李扬被医院安排去了边缘科室的医疗岗位，再后来因为其反复发病，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。

“其实李扬就是一例典型的由抑郁转向躁狂的‘双相抑郁’患者。如果一直坚持积极的科学治疗，他本来可能拥有很辉煌的职业成就，但是很遗憾，因为其反复发病且不配合治疗，最终丧失了工作能力，生活也需要年迈的父母来照顾。”李晓虹惋惜地告诉记者，双相抑郁的治疗要比单相抑郁复杂得多，早期与单相抑郁症状相似，很难识别，需要长期追踪观察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不管是哪种抑郁症的治疗，都需要患者坚定信心地积极配合。并且，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，需要患者和医生一起克服诸多困难，才能迎来曙光。而要迎来众多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曙光，还需要整个精神、心理疾病领域医生们的共同努力。对于业界的现状，李晓虹并不乐观。在她周围，因为工作环境不良，如待遇低、工作强度大，挨打、遭遇医闹等因素而转行的医生屡见不鲜，但国内的此类患者群体却数量庞大。因而李晓虹的愿望，是国家能够培养更多此类专科医生，从政策、法规的角度更好地保障这类医生的权益，并增加该系统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，比如在精神类专科医院引入社工、志愿者等。

选择一项运动最合适 患者不要私自停药

抑郁症也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

“这是一种普通的病，是可以通过治疗而康复的，就跟高血压一样。”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情感障碍科主任谭忠林说。

少一点好胜心，对不完美多一些宽容，发展一个爱好，找一个倾诉的对象，适当地放空自己。选择一个适当的运动，坚持下去。

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，在体育锻炼后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比观看体育运动更加强烈，更加振奋人心。在爬山、踏青归来或赢得体育比赛后，人们的情绪总是很高涨，身体也更放松。这时的心理状态充满了积极的能量。这就是运动为我们体验积极美好的情感、激励自我和挑战自我提供了机会。”

需要提醒的是，抑郁症的诊断主要依靠量表，但即使是使用自评量表，也请尽可能去专业医院进行评估。“特别是家属，当患者需要倾听的时候，家属就说点什么；当患者需要表达的时候，家属就倾听；当患者不想说也不想听的时候，只要愿意，家属就陪伴左右。顺着他们的意愿走，试着理解他们。”

在治疗过程中，会使用药物，很多人都会担心副作用。“其实，药物治疗是很有效的方式，而且现在很多药物，副作用已经大大下降，安全系数很高，病人一旦适应，对大脑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”陈致宇说，这些药物都是处方药，如果病情缓解了擅自停药，会造成病情反复，甚至更严重的后果。